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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形象

來源:楚江街道中心學校 發布時間:2012-12-01 瀏覽次數:327 次 【字體:

淺談《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塑造

作者:楚江鎮三完小教師覃龍飛

  

    

    曹操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他生活在社會動蕩,戰亂不堪的漢魏時期。褒者贊其胸懷遠大,唯才是舉,兼有文韜武略,登高必賦,平定北方,御軍有年,亦能自著兵書;貶者損其“名托漢相,實為漢賊”,是個善于玩弄權術,殘忍嗜殺的“奸雄”,尤其在民間,曹操更是“奸詐”、“虛偽”的代名詞。縱觀其一生,雖未稱帝,但總的說來,他的一生功大于過,他在漢末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措施,足可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等千古帝王并列而論,以此而論,曹操仍不失為漢魏時期最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文學家和詩人。

    在《三國演義》中,曹操的性格最為復雜,我們很難用一兩句話來評定他的一生。或許“奸詐”一詞,最能突出地說明他的性格特征,但僅此一詞也遠遠不能囊括曹操這一形象的豐厚意蘊。曹操復雜性格的出現,也恰恰是羅貫中成熟的藝術追求。他在保持曹操形象“定性”的同時,也突出表現其豐富的情感和復雜的性格內涵,使曹操的形象呈現出多元化,從而使之獲得了真實性、審美性和永久性的藝術魅力。

   首先,曹操的性格鮮明獨特、反差巨大。從曹操揮師徐州替父報仇的瘋狂,濫殺無辜的殘暴不仁,轉到他在行軍途中目睹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失所時的真情流露,以及攻破下邳先安民,擊敗袁紹免其稅,攻取冀州不擾民的舉措;“煮酒論英雄”時,曹操對群雄的評價入木三分,但對劉備的韜光養晦之計毫無察覺,則前聰后愚;曹操一方面極力搜羅人才,求賢若渴,另一方面卻又嫉妒人才,斬殺楊修;在長期征戰的過程中,曹操屢敗屢戰、樂觀向上,但內心又狐疑空虛,故有“夢中殺近侍”之事;曹操廣開言路,從諫如流,但也剛愎自用、驕橫無比,隨有濮陽之慘,赤壁之敗;有時的寬宏大度令人嘆為觀止,有時的氣量狹窄令人不可思議……曹操這個藝術形象就這樣在不斷地展示自己豐富側面的同時,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性格世界。他生逢亂世,立志“削平天下”,其文韜武略,不僅是蕓蕓眾生難以望其項背,就連當時的豪杰孫劉集團也是無法與其相提并論。凡此種種,決定了曹操既可以建大德,也可以至大罪,因而他性格內部的沖突更加豐富突出,尖銳而多樣。這種相反相成的性格表現,既符合現實生活與人物性格的邏輯,也體現了藝術的辯證法。這種性格的復雜多變,在“赦免張遼”一節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曹操起初欲手刃張遼,但聽了劉關之諫后,又馬上一改前態,擲劍而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并“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前者易于沖動、氣量狹窄,后則度量過人。他愛惜張遼之才是真,但說什么都顯得虛偽有佳!從拔劍弩張到擲劍于地、從惱羞成怒到笑臉相迎,使張遼轉瞬之間從階下囚變成座上客!從這件小事上,我們不難看出曹操的性格異常活躍而豐富。

   曹操的“狡詐”蘊涵著很高的智慧,雖然可憎可鄙,但卻機智巧妙,令人心悅誠服。“望梅止渴”、“裝病讒叔”、“刺卓獻刀”、“借頭穩軍心”、“割發權代首”、“跣足迎許攸”等等,都在奸詐中暗藏機智,愚弄中顯露愛護。一方面,曹操僭越皇權,為所欲為,如“許田打圍”便是最突出的一例,先是與天子并馬而行,接著便討要皇帝御用物品,繼而“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眾將校“萬歲”的山呼,且“竟不獻還寶雕弓,就自懸帶”,驕橫無禮如此!即使是在今天,這些行徑也會被視為目無尊長、狂妄無知,惹人生厭的。曹操把持朝政,用的完全是霸道式命令口氣,并無半點臣子的氣味!而漢獻帝及群臣都得誠惶誠恐地接受。其一是性格使然,其二則是他對篡位時機是否成熟的一種“試探”,其“竊國之賊”的手段十分高超!對敢于反對他實現“最高理想”的人,他就撕開虛偽的面紗,于是逼死了戰功赫赫的重要謀士荀彧、荀攸叔侄,并將崔琰杖殺于獄中。曹操一生,雖未稱帝,但他卻“挾天子以令諸侯”,有著更高的天子之威!曹操玩弄權術也是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其“奸詐”藝術形象的重要標志之一,“詐中風”、釋張遼、與許攸論糧、哭祭袁紹、假辭封王、禮葬關羽首級、割發代首等故事無不令讀者深感曹操的“奸詐”,這也是曹操屢屢用于行軍打仗和保護自己利益的一大“法寶”。“詐術”用于軍事,無可厚非,但是曹操是建立在傷害他人特別是眾多無辜者的利益乃至生命基礎上的,其手段之卑劣簡直令人毛骨悚然。

曹操的殘暴,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虐殺無辜,一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名言”正是他極端個人主義人生觀的真實寫照,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曹操要殺的人有三種。第一種是政敵,他信奉“順吾者生,逆吾者死”,動不動就誅滅九族,斬草除根,使無數無辜者的生命被剝奪。而“寧可錯殺三千,也不走漏一個”的極端做法也充分顯示出了他的殘忍本性。如“潁川之戰”,對義軍就不分青紅皂白,“大殺一陣,斬首萬余級”;攻徐州時則“將城中百姓,盡行殺戮”;“殺吉平” 先打后截,再割舌分肢,其場景讓人觸目驚心,永世難忘!這些都使曹操殘暴不仁的個性達到了極至。其次是殺那些令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人,如“荀彧、荀攸、崔琰“之流,甚至“疑心病”發作,曹操也要殺人,如“華佗、呂伯奢一家、楊修、禰衡等等”。曹操的第三種殺人動機純粹是草菅人命。如“夢中好殺人”之類,就讓近侍白白搭上了一條性命,而曹操興兵復仇徐州時,則把矛頭對準無辜的百姓,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徐州屠城”慘案,更是令人發指。這些都鮮明地顯示了曹操嗜殺成癖的殘暴性格。當然,曹操鎮壓起義,雙手也粘滿了人民的鮮血,充當了一個朝廷劊子手的角色,“斬張梁于曲陽”,“發張角之棺,戮尸梟首”,殘酷得連死人也不放過;同時,曹操欺君罔上,竊國謀逆,把持朝堂,控制中央政權,使漢獻帝成為傀儡,眾臣變為裝飾,勒殺董貴妃、誘殺馬騰父子、耿紀、韋晃等“五臣死節”,充分證明了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本質;曹操玩弄權術,殘暴不仁,更是有口皆碑,“借頭穩軍心”、“夢中好殺人” 、“斬殺楊修”等都使曹操之過暴露無遺。另外,曹操虛假偽善,驕奢淫逸,嫉賢妒能的性格在“銅雀選美”、“槊刺劉馥”、“斬殺楊修”等事件中無不顯露無余。

   曹操雖奸,但觀其一生,他是不平凡的,他的是非功過也很分明:“赤壁之戰” 前的曹操雖已“挾天子”,但目的卻在“令諸侯”,是為了緩解與中原各個軍閥之間的矛盾,而致力于壯大實力、立志削平群雄、統一北方,重在“雄”、“智”和“可愛”;而后期的曹操則主要是處理與蜀、吳的矛盾,尤其是與以恢復漢室為號召的劉氏集團的矛盾更為突出,最終要“掃清四海”,一統天下,此時的曹操則“奸”、“愚”和“可恨”。但曹操的奸雄智愚、可愛與可恨,并不是截然分明、純粹平行的,是奸中藏雄,雄中隱奸,智愚結合,愛恨并行,他沒有稱帝,是不爭的事實,宋賢評論說:“雖秉權衡欺幼主,尚存禮義效周文”也是恰如其分。然而,曹操削平群雄,統一北方,結束了北方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奠定了三國鼎立和三國歸晉的基礎又是功不可沒。他在北方分兵屯田,興修水利,對北方農業生產的恢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任人唯賢,敢于打破世族門第觀念,大膽起用中下層人物,為后世用人方略首開先例;他還抑制豪強,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和軍閥權力。所有這些舉措,不但鞏固了搖搖欲墜的漢末中央政權,而且使北方的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進一步發展。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內,使北方處于和平環境之中,人民得到了休養生息,國力得到了不斷加強,為今后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和最終三國歸晉,天下一統奠定了基礎。

縱觀曹操一生,雖奸詐殘暴,但總的說來還是功大于過,仍不失為漢魏時期最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文學家和詩人。

首先,作為政治家的曹操,目光遠大,志存高遠,膽識過人,與劉備“煮酒論英雄”一節,充分顯示了曹操過人的見識和非凡的英雄氣慨;另外,曹操勇于斗爭,銳意進取,只身行刺董卓不成后,又發矯詔共討之,在輔袁紹,討董卓的諸多活動中,無不展現出曹操過人的才智;曹操意志堅強,但都鍥而不舍,百折不撓。他吃過很多敗仗,如“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須棄袍于潼關,奪船避箭于渭水”等,但他從不氣餒,仍然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充分的自信。表現出一個杰出的軍事家所具備的素質。最突出的例子是赤壁之戰中的三次“大笑”和被馬超追得割須棄袍,狼狽不堪時,仍然十分鎮定地說:“賊至何妨?”待回頭看時,“馬超已離不得百余步”。此等胸懷和氣度,非英雄不能具備。此外,曹操還注重長遠利益,注意在征戰中保護農業生產,在客觀上有利于百姓,因而得到了駐地群眾的衷心擁護。

    作為一個政治家,曹操能夠削平群雄、統一北方,就是因為他具有遠大的目光和過人的膽識。當漢末中央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際,曹操大膽采納了謀士荀彧的建議,奉迎獻帝遷都許昌,“挾天子而令諸侯”。“青梅煮酒論英雄”,曹操對當時的群雄評價得中肯貼切,入木三分。其此、曹操求賢若渴,非常重視人才。 在他的麾下,云集了一大批卓有才華的文臣武將,使得曹操的勢力逐步擴大,最終削平了群雄、統一了北方。同時,曹操能唯才是舉,隨能任使。他的名言“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道出了其成就大功的決竅,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亂世爭霸的時代,不能不說這是一大極為明智的突破。曹操網羅人才的作法也足以嘆為觀止,這在對待關羽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至。他的人才政策非常寬松,主要體現在“不念舊惡”,如以平常心對待辱其祖宗的陳琳,以及對通敵書信不問而焚,都使曹操虛心納賢的聲名大振,各處人才紛至沓來,帳下人才濟濟,大大超過了孫吳、劉備集團。各個舍生忘死,以至龐德絕舊主及親兄之恩義,抬梓出征。同時,曹操還能使人盡其才,他不但從善如流,還善于對謀士紛繁蕪雜的建議進行去偽存真、提煉升華后再加工,從而作出集眾人之智慧的高明決策。官渡之戰他采納了荀彧的正確建議,又用許攸之計燒毀了紹軍烏巢之糧,創造了歷史上以弱勝強的典范戰例。更為可貴的是,曹操積極保護部下出謀劃策的積極性,西擊烏桓后“重賞先曾諫者”便是典范。

其次,作為軍事家的曹操軍紀嚴明、愛護百姓。曹操治軍素以“軍法甚嚴”著稱,過宛城,攻冀州,都曾號令三軍不得擾民,平冀州后,又下令盡免河北百姓當年租賦。這其中雖有偽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卻是愛民之舉,畢竟老百姓得到了實惠;曹操還豪爽多智,指揮若定。他“濮陽詐死破呂布”、“安眾設伏破張劉”、“抹書間韓遂”、“望梅止渴”、“割須棄袍”等,無不體現了他過人的智慧。曹操治軍一向從嚴,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如澈水兵敗而賞人,親子出征而厲誡,割發代首等。曹操多年征戰,都能不避箭矢斧鉞,常常身先士卒,親自領兵上陣,其表率作用,大大激勵了全軍將士死戰的斗志,最終削平群雄,統一北方。曹操腹有良謀,能征慣戰,往往能奇謀迭出,大敗敵軍。大敵當前之時,他總是指揮若定,勝不驕,敗不餒,屢出奇計,或轉敗為勝,或化險為夷。然而,綜觀整部《三國演義》,劉備和孫權則少有曹操的這種謀略和膽識。曹操不僅能獨立決策,還善于博采眾長,去偽存真、擇善而從。這也是他得以削平群雄、統一北方的重要原因。

 曹操又是一個文學家,他對建安文學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作為東漢末年杰出的詩人和文學家,可以說,他對建安文學風骨的形成和建安文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與身邊的王朗、鐘繇、王粲、陳琳等一班文人,以及曹丕、曹植兩個獨具文學天賦的兒子,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三曹七子”。他的詩歌,氣魄雄偉,慷慨悲涼;他的散文,清峻整潔。他觸景生情,“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等美妙的詩句也是三國的其他群雄難于媲美的。在長年的軍旅生涯中,曹操還善于將其積累的豐富軍事經驗加以總結,形成了頗為豐富的一系列軍事理論。《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著有《孟德新書》,歷史上的曹操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而劉、孫兩雄卻沒有。

 讀完《三國演義》之后,頭腦中的曹操形象,其奸詐嘴臉總是要比英雄特征清晰得多。作為文學,我們更多的是從“人性”和道德的角度來評價人物形象。因而曹操的道德品質難以被世人認可,其實是后世人們頭腦中“奸”的印象被夸大了。而曹操的“奸”與“雄”兩個方面并非各自孤立、互不相容;而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精明強干使他在殘賢害善、竊國之柄時手段更為高超,因而顯得更加狡猾兇狠;奸詐殘暴使其得以有效地剪除異己,消滅敵對勢力,鞏固地位,推進其事業的發展,從而使其“雄”的一面更加突出。曹操的殺人動機和殘暴本性比較隱蔽,這就是他的“高明”之處,也是其狡詐的根源。總之,曹操的“奸”與“雄”兩個方面使得曹操的形象更為生動豐滿和獨具特色,這個形象的成功塑造,不僅對演義而言是一個巨大成就,也極大地豐富了整個歷史文學人物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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